12月26日金融一線消息，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保障論壇暨《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2024》發布式在北京召開。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執行研究員、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副研究員高慶波出席並參加學界研討“企業年金發展20周年與改革路徑”。

高慶波指出，企業年金製度的設計理念，古典也好，行為也好，現實的發展需要把它們融合起來，共同實現我國多層次、多支柱變革的協同發展。

高慶波表示，在某個意義上講，人口老齡程度的加深才是導致今天養老金製度變革的根本原因，正是因為現收現付製能調整的製度參數範圍有限，所以才需要企業年金與個人養老金製度，也是發展主權養老基金和儲備養老基金發展的理論根源所在。

以下為高慶波發言實錄：

各位尊敬的來賓下午好，很高興有機會跟大家匯報最近關於企業年金理念的一點思考。不當之處，還請大家批評指正。

今天的主題是企業年金製度設計理念——從古典到行為，它源於我最近正在寫的一篇小文章。首先，向大家首先介紹一下為什麽會寫這樣一篇文章，它誕生的思路曆程大概是什麽樣子的。

作為養老金研究者，我們對古典理念是非常熟悉的。無論是薩繆爾森的生物收益率還是艾倫條件，都是古典養老金領域的基礎問題。如果從這個視角來看，世界各國企業年金製度在100餘年的曆程當中，其製度設計的核心理念的基礎在於以稅收優惠政策為核心。但是，在現實世界中，我們可能會發現，世界範圍內以稅收優惠政策為核心的這些國家的企業年金製度，哪怕是在發達國家，均麵臨著製度發展的上限——覆蓋率到了一個數值以後是很難再升上去的。第二個問題是，我國企業年金麵臨的發展發力問題。如果用一句經濟學術語來說就是製度沒能實現預期中的變遷。當理論與現實發生明顯分歧的時候，既有理念是不是需要驗證？這就是這篇文章的來源。

具體的切入思路，在於科斯先生的社會成本問題所引發的一係列思考。首先，給大家分享一個故事，就是科斯先生在社會成本問題中提出的火車與農場問題。當時火車噴出火星，燒毀了周圍農場的秧苗。如果雙方可以協商，二者總能達成平衡。如果不能協商的話，總有一方利益受損。科斯認為，隻要交易成本為零，當事人之間的談判可以產生資源配置最優的結果。後來德姆賽茨將其總結為科斯定律。

後來，張五常在有一個新的結論，他在日本的時候發現，火車趕走了沿線的飛鳥，周邊的農場產量更高了，火車與農場的問題已經不再成立了。於是，其將之稱為火車與飛鳥問題。張五常先生的這個發現提醒我，要注重一個問題存在的條件限製。

再回到社會成本問題，將會發現，當我們討論交易成本為零的時候，或者交易成本不為零的時候資源配置的問題，但我們還漏了一種現象，那些沒有發生的交易呢？或者說沒有產生的製度變革呢？這就是這篇文章的起點。

具體到企業年金製度，作為一個未能達成預期的製度，首先需要討論的是，古典的理念。在支持企業年金製度的經濟學者中，有著太多耳熟能詳的名字。比如Feldstein先生，他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很長時間裏他也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經濟學家。比如Holzmann先生，他是世界銀行三支柱和多支柱理念的提出者。如此數量眾多的學者告訴我們一件事情，從經濟學的視角上，無論對於國家、企業、和個人，建立企業年金製度和參與企業年金製度在經濟上都是有利的。

另外一種常見的視角來自管理學，企業年金計劃被看作企業內部管理行為，有兩種有利效應——激勵效應和甄別效應。那麽，麵對著這樣一個理論上都是優點的製度自然產生了一個疑問，為什麽理論和現實之間存在著如此大的分歧？

如果一個製度沒有發生變遷，可能存在兩種情況：一是理念是否有成立的潛在約束條件？二是理論上是否遺漏了關鍵的要素，在這裏我們主要探討第二情況，到底可能漏了什麽？

在古典經濟學當中，以及很多製度設計理念當中，是不討論參與各方的決策認知能力的，要麽假定理性預期，要麽假定信息成本為零。但是，這種假定的問題在於，這種假設距離現實太遠。原因在於，在養老金市場上做出合格的決策能力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在任何時期，金融知識的欠缺其實都是一種常態，因為金融知識的欠缺既是絕對概念，也是相對概念，它的理論基礎我們可以參考尤金ⷦ𓕧‘ꦏ出來的有效市場理論。

既然普通人很難，專業人士會不會好一些？我在這舉了一個世界銀行的例子。需要說明的是，我沒有批評的意思，因為按照專業的視角來看，其實兩次預測雖然名字一樣，都叫以中國養老保險製度隱性負債為題，但是實際上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對於普通人來說很容易誤解為就是一個東西。世界銀行1997年做IPD預測的時候，認為中國的IPD水平是GDP的44-66%，到了2005年的變成了110-145%，這是最頂尖的專業機構隻隔了8年給的結果，隻差8年！而且，背後關於基準假設的中國GDP的預測，與現實的偏差更大。這件事情告訴我們，即使是專業內人士，在做預測的時候其實更重要的是趨勢的判斷，而不是具體的數據。這就是古典的困境。

接下來講行為。在1974年的時候，就是美國ERISA法案頒布的那一年，401（K）製度誕生的前四年，兩位諾獎得主有一個新的關於決策行為的發現。假設存在兩種選擇，一種是240元的確定收益和25%的概率損失1000塊錢之間做一個選擇；第二種是75%的幾率損失1000塊和740元的確定損失之間的選擇，過去的經典經濟學理論和實踐檢驗的結果截然相反，由此誕生了一九七九年得出的前景理論，並在此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它有三個基礎假定，在企業年金製度各位專家們提到的自動加入機製核心的內容用的就是行為經濟學中兩個假定。一是有限理性，二是缺乏自我控製。有限理性可以參考前麵缺乏決策認知能力的部分內容；至於缺乏自我控製能力，行為經濟學家們最喜歡舉的例子就是超重，影響營養金字塔人盡皆知，但管不住嘴的人到處都是。乃至吸煙、酗酒、刷手機等成癮行為大家都知道，但是知易行難，不外如是。

基於這兩個理念，1994年的時候第三位諾獎得主Thaler先生提了一個建議，建議對401k製度引入自動加入機製。後來，Thaler和Choi等人做了很多的實驗，結論是自動加入機製在極大程度上提升了企業年金製度的參與率。2004年，他們做了一個新的實驗，其中設計了自動提升繳費率的機製。研究發現：實行自動加入機製的特征在於，如果製度讓參與者申請加入結果他不加入，如果製度實行了自動加入機製變成申請退出，勞動者不退出；如果讓勞動者自主選擇費率，那麽他選擇默認繳費率，而不會提升繳費率，如果製度自動提升繳費率，但他可以選擇不提，結果是他照樣跟著提升費率。那場實驗的結果是，在兩年多的時間中，繳費率已經提到11.6%了。

在這一理念的指引下，2006年的時候自動加入機製寫出了美國PPA法案，在圖中我舉了一個NEST的例子，NEST是2012年正式成立，我是按照2008年英國中提出自動加入算起，從那個時候算起，覆蓋率已經從58%提升到了88%，了解國際情況的都知道，58%的覆蓋率已經是絕大多數國家企業年金製度發展很多年都達不到的目標。

最後，我把剛才略過沒有說過的東西放在一起，是不是古典已經結束了呢？我認為不是。無論是生命周期假定也好，世代交替模型也好，他們依舊是古典經濟學理論分析的基礎，把它動態化以後就是很多模型的核心理念。行為經濟學告訴我們建議的力量和展望的力量，會很大程度影響行為，但是製度的基本發展依舊會受製於古典假設。至少到今天為止，我們國家的企業年金製度隻有一年達到了實現製度變遷的外部條件。但是我非常喜歡泰勒先生的一句話，是時候擁抱那種以經驗或者以實踐為基礎的經濟學了，回歸本原，回歸亞當斯密。泰勒先生這句話寫於2016年，此後一年，他也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按照我的標題到這應該就結束了，但是我最後還是強行加了一個狗尾巴，算是狗尾續貂。企業年金製度的設計理念，古典也好，行為也好，現實的發展需要把它們融合起來，共同實現我國多層次、多支柱變革的協同發展。在某個意義上講，人口老齡程度的加深才是導致今天養老金製度變革的根本原因，正是因為現收現付製能調整的製度參數範圍有限，所以才需要企業年金與個人養老金製度，也是發展主權養老基金和儲備養老基金發展的理論根源所在。作為我們國家多層次多支柱養老保險製度的有機成分，無論在任何一個時候，都不適合某一製度單兵突進，具體的政策建議細節還請大家參考報告。

謝謝大家的聆聽！